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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 新思路 新突破——对实现改革新突破的思考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03-01-13   浏览次数:0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过去的2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在经济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改革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同以往的改革相比,今后的改革更具深刻性、复杂性和迫切性。为此,新阶段实现改革的新突破,需要对改革涉及的一些重大矛盾和问题作深入的分析。我认为,要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

  一、改革已进入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总体攻坚的新阶段
  对改革进入新阶段如何判断,一般讲,是加入WTO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改革新阶段,是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是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问题在于,20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三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一些改革不到位或难以到位,重要原因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第二,改革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第三,某些集团性、体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反映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如何去分析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改革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现在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失业、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改革相关联。另一个判断是很多改革还不配套。在我看来,出现这些问题和改革直接相关,这个相关不在于改革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改革不到位。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改革的路子不对。如有些改革无非是方法、政策性的调整,有的方法、政策性的调整同改革的基本取向相矛盾、相背离;第二是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中产生的很多问题、产权制度的很多问题属于改革不到位,有的是因为改革不及时,有的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有的是因为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展开。第三是改革不配套。突出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强烈。
  要解决改革的三个严重滞后问题,出路是不断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从改革的路径不清、不到位、不配套中寻找真正的原因。尤其是改革到了今天,无论是吸引外来投资、形成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都同改革直接相关联。我三年前概括了一句话:中国改革决定未来。我们现在的投资需求主要来自于改革,投资主体要转移;消费需求也离不开改革,例如开拓农村市场等。这些都同改革直接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分析当前出现的问题时,对改革进入新阶段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基本判断是,改革已经进入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总体攻坚的新阶段。

  二、实现改革新突破的思路性问题
  改革到了现在,每一个问题都涉及重大的、基本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产权制度改革是基本的利益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着重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理顺利益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更涉及到更重要的利益关系。改革进入到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我们在改革的思路上需要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两个基本性问题:
  1、人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是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按照一般概念,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最初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加市场竞争机制,现在看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和表面化,而且没有反映出它最基本、最深刻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面对今天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把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与市场竞争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最具活力、最具生命力的本质所在。以往20多年的改革,如果有什么需要总结研究的话,我想,需要我们从这个方面去研究和总结。为什么进入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为什么贫富差距不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逐步趋于合理化,甚至有逐步扩大的趋向。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但引起国人注意,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在探索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成功的。但是如何使广大老百姓作为利益主体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我们在这方面思考的不够,路径不多,还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现在提出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把老百姓作为利益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
  因此,我理解的人民市场经济是:第一,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我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最基本的制度缺陷是国家作为单一的产权主体。我们搞改革就是要从国家作为单一的产权主体走向广大的老百姓都能够成为产权的主体,真正实现产权主体的社会化。在实现产权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公民的财产权得到严格的法律保障。第二,社会分配的公正化。初次分配、微观分配讲求效率,再分配、社会分配讲求的是公正。第三,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生活中强调广大劳动者的参与机制;社会生活中强调广大公民的监督机制;政治生活中强调民主选举机制。我前几天参加在苏州举行的中日产业研讨会,其中日本松下公司的董事长讲了一个例子,日本的企业在处理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时,十分注重与职工的沟通,并强调职工的参与机制。今年我和高尚全会长到北欧考察,感触很深。第一,北欧国家70—80%左右的人是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第二,社会公正。如占80%左右的中等收入者最低收入一般不少于2500欧元,最高一般不超过10000欧元。第三,民主与法制。国家是人民自己的,一切是透明的,基本上没有腐败。有富裕、有公正、有效率,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追求的目标。通过这次考察,我感到更需要思考人民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需要深刻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最具活力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2、结构性改革。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新阶段,单纯哪一单项的改革都难以解决问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我把结构性改革简要概括为三条: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关系的调整。比如说最突出的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韩国处理的好一点,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改革调整措施,并相继迫使一批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韩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初步把企业与银行的结构性矛盾突破了。日本的小泉内阁提出结构改革已有一段时间,但由于问题的积累已久,且十分复杂,到今天这个关还没过。严格讲,我国企业与银行的结构性问题也很严重。第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配套。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更多的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即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需求。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有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讲人力资源开发既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力资本问题,又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收入分配问题,更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干部人事制度问题。第三是改革同政策调整的关系。这些年我们的某些政策调整与改革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政策的出台应该和改革的取向相一致,或者有些改革需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来达到目标和目的。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有利于实现投资主体的转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如果国家把发行的上千亿国债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政策性的调整,对民营经济投资基础领域给予鼓励、贴息,可能会远比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效益要好得多。又如,现有的政策规定“谁投资谁所有”。我们知道,党的十五大就已明确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参与分配的原则,如何把“谁投资谁所有”的政策规定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结合,还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
  全面调整利益关系,逐步走向人民市场经济,实践一再说明,应该明确提出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济改革能够到位,政治体制改革能够稳妥地推出,并使某些政策顾及改革的倾向且同改革的目标相联系。

  三、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1、所有制改革。
由发展混合经济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跨越。估计,以股份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占我国总体经济的40%左右。如果再经过5—10年的改革,估计混合所有制经济能达到80%左右。这样,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就比较牢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说明,单一的或传统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概念将被混合所有制所取代。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简单说是资本化、股权化的融合状态。所以这次十六大直接引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单纯“国有”和单纯“私有”的企业概念将成为历史。我国500强企业的人均资产只是世界500强企业的1.57%,不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企业规模很难与之相竞争。
  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如金融、公共服务部门基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出路都在于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得越好,股权结构越合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越牢固。
  2、以发展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第一,政府应当放开所有制,调控分配权。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分配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第二,农村改革。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不到社会的50%左右,我们就很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问题。现在算法不一样,按照我们的算法,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在城市里是20%左右。问题在农村,近几年,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目前的收入差距已是3:1。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水平,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以纯农业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有极大难度。原因在于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近十年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减少了1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的开支比例下降,这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大,农民从农业中增收变得越来越困难。由此看来,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应当从城乡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中寻求出路,寻求农村改革发展的新突破。第一,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改革农村的财政税收制度,逐步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税收。第二,加快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随着条件的成熟,应当赋予农民包括土地抵押权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产权,这对于稳定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土地的功能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加快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一是村社一级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两条可供选择:由乡镇由一级政权改为县政府派出的乡公所,由村一级直选向乡镇一级直选过渡。二是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为自下而上建立农民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农会,提出了客观要求。第四,实现县一级改革的新突破至关重要。尽管县域经济在产业规模、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禀赋与大中城市有明显差距,但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结合的非常紧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县域经济又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发展县域经济对解决当前农民就业压力,减轻农民负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从有利于农村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深入讨论县一级的改革发展问题。
  3、在改革开放新阶段,政府的改革是重点。很多事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这固然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因素有关,但深刻的原因在于,某些行政权力扩大的背后隐藏着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分析某些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的缘由不难发现,腐败案件的频发与行政权力的授予和使用机制不健全有关,与缺乏民主监督和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有关。目前,某些公共权力已演变成少数政府部门和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并且已有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和集团性腐败的迹象。这使得改革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在利益主导的背景下,政府自觉地转变职能是非常困难的。出路在于,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采取改革措施,限制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以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
  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是一个艰巨、长期的任务。适应新阶段的需求,这里提出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加强改革中的文化建设。某些传统的文化观念同今天的改革不相适应是一个现实,没有新的文化理念为指导,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受阻。第二,发挥改革专门机构的作用。某些具体的改革,地方、部门可以推进。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需要调查研究,统一协调。尤其是进入到总体攻坚的改革新阶段,更要重视改革专门机构的作用。
(2002年11月25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2年青岛年会上的演讲摘要)

[简讯]
我院在京召开《回顾和前瞻: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写作座谈会

  2002年11月29日下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梦奎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我院院长高尚全的共同主持下,于北京天伦王朝饭店召开了《回顾和前瞻: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写作座谈会。参与该书写作的专家郑新立,陈锡文,陆百甫,宋晓梧,赵人伟,常修泽,沈志渔等出席了会议。
  各位专家结合十六大精神,联系全书主题和各章的重点内容及难点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讨论。特别指出全书各章内容应集中体现党的十六大精神,旨在研究新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思路,不做简单的政策图解和时事宣讲。

殷仲仪副院长出访欧洲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根据我院执行的中德双边技术合作项目的工作计划,我院副院长殷仲仪在2002年11月21日-29日之间,应邀访问了挪威研究委员会、荷兰马斯特理赫特管理学院、荷兰企业与社会关系研究所、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世界贸易组织共同组建的国际贸易中心等机构,并与相关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协议。

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视察我院

  2002年12月2日下午,海南省委书记、我院顾问王岐山来院视察工作。王岐山书记在迟福林执行院长、李昌邦副院长等陪同下,参观了我院图书馆、会议室、教室等。参观结束后,王岐山书记专门听取了我院WTO信息查询中心网、中国改革论坛网等网站建设运转情况的报告。

我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等与德国项目工作小组举行会谈

  12月10日上午,应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邀请,我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副院长殷仲仪等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与德国项目工作小组就项目执行问题,举行了工作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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