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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典"看中国向开放社会转轨

  时间:2003-08-05   浏览次数:0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场中华民族与非典病魔的殊死搏斗仍在紧张进行。最终的胜利勿庸置疑,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其中的教训更是极为深刻。从目前看,对这一突发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还难以充分估计。而它所提出的挑战却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中国向开放社会转轨已刻不容缓。
  一 、向开放社会转轨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封闭性,是与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相联系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期虽有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但国际联系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挟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由于历史反复折腾,1840年至今已16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仍未完成,仍是二元结构,实际上仍是半封闭社会。但放眼当代世界,信息时代挟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反复冲击,终于在1989年冲垮了柏林墙,“铁幕”遂不复存在。由此世界现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基本事实和特征是绝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顺应世界潮流,走上了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之路。国际著名转轨研究专家格泽戈尔兹 .w .科勒德克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是分道扬镳了(参阅《从休克到治疗》第二章)。其实不然。外国人往往难以理解中国历史峰徊路转和中国政治错综复杂的妙处。不错,前苏联东欧国家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则走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现象而言,二者是趋异,是分道扬镳。但从本质上看,则属于走向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同一历史转轨过程,是趋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使改革开放重振声威以来,中国不但没有自外于世界历史潮流,相反是主动顺应这一潮流。“铁幕”既不存在,“竹幕”何以独存?所以,中国向开放社会转轨首先是历史潮流使然。当然,由于中国国家之大,人口之多,家底之薄,国情之复杂,加以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转轨必然半径要大,时间要长,过程也要复杂得多。不能说中国历史一概经不起急转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历史急转弯,表现出政治家极高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政治艺术水平。不仅如此,更表现出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立党为公,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福祉为宗旨的崇高品质,表现出勇于扭转乾坤的无比胆识,表现出在历史转折关头堪当大任的雄才大略。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过十四年不懈努力,终于加入WTO,标志着将彻底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经济。接下来就是向开放社会转轨,这就叫作历史必然性。
  其次,向开放社会转轨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合乎历史逻缉的必然结果,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离开开放社会,实现这一目标是难以设想的。现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开放度,公民享受的自由度,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已大为改观。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看,从中国目前正在继续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小平同志当初提出这一命题时尚无这样明确的提法(至少他已有一些这样的思想),也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逐步将其概括到这一命题的内涵和相应的理论中去,这正是中共所提倡的与时俱进。当然,无论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特别是民主政治,在中国都将形成自己的模式。它既不同于欧美,也区别于前苏东后社会主义国家。
  再次,在当前国内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下,只有以当年小平同志力挽狂澜的政治魄力,主动地切实有效地大幅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真正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开放社会转轨,通过公开性对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社会舆论压力,迫使其收敛向公众争利;通过公开性和大力加强司法建设乃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对执政党的腐败进行根本治理。只有这样,才能象这次抗非典斗争一样赢得党心民心,才能得到党内外最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民族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和世界各国的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强党内外的进步力量,排除干扰力量,削弱非进步力量,最终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实践都表明,在向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极为复杂的结构制度调整和经济社会政治变化。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都会设法为自己在新的资源配置中谋得尽可能有利的位置。最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形式和范围必须控制,解决冲突必须通过对话和社会妥协。近年来一些地方已发生不少这类冲突,对此不必讳言。越是讳言越是对弱势群体不利。全部问题的关健在于政策,在于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有效地调整利益分配,通过政策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不能光强调根本利益,当前尤其要强调现实利益)真正落到实处。矛盾冲突的解决要以有利于宏观稳定(局部不稳定难以避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为依归。一旦政策片面迁就、迎合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导致社会利益失衡,社会政治风险就会加大。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和种种国情制约,既付不起以经济上“休克疗法”、政治上“改朝换代”所带来的全社会急剧震荡的方式完成急剧转轨的昂贵成本,同样也付不起另一种昂贵成本,即无限期拖延向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转轨,以致将本来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妥协来缓解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最终可能不得不付出更加昂贵的成本。时间对弱者不利,目前这种局面拖得越久,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政治风险越大。搞得不好,玉石俱焚,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落得列强和国际资本乘虚而入,那就国无宁日了。
  从国际上看,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政治上封闭和倒退只能削弱国力。坚定不移地向开放社会转轨所带来的信息公开、舆论开放、公众参与、民主决策乃至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的政治文明,极大地提高各级领导的决策水平,极大地调动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议政能力,使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涌流。这一切都将有效地转化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将在GDP的增长上有不俗的表现。
  二 、抗“非典”斗争启动了中国向开放社会转轨的历史进程
  封建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官本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塌有官为民作主,军国大事由“肉食者谋之”,平头百姓“又何间焉”?至于信息,历来属于重要资源,当然由官方垄断。或根据自身统治需要筛选、编造后,酌情发布。表现在官民关系上,自然是官为贵,民为轻,甚至视人命如草介。诸如此类,几千年莫不如是。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家走向共和的几次反复,历史提供了向开放社会转轨的机会,都没有成功,共和也因之打了折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大大进步了。但官本位和与之相适应的信息系统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有人将以往一些地方官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概括为三步曲:先是百般遮掩,极力封锁;一旦走漏风声则八方恐吓打压;最后一般是两种情况:要么是石沉大海,永远压下去了;要么是被迫承认确有其事,但是远没那么严重。而且发言人往往态度不够诚恳,甚至于面目可憎,引起内外舆论批评。在封闭社会中这种作法往往很灵,以至于有些官员屡试不爽。在半封闭社会中这种作法也往往有效,故成为官方的常规作法。这也不独中国如此。在中国官场上相延成习的这些陋规,终于在这次非典事件中酿成大祸。一直到疫情在国内外蔓延开来,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反应以后,特别是到今年3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布、4月12日再次宣布将北京列为疫区时,卫生部仍然没有对公众发布任何疫情公告。这一切终于导致中国政坛自2003年4月20日起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4月20日国务院宣布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等两名正部级官员职务,到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党政领导亲临各地疫区组织全国人民英勇抗病;从4月21日国务院决定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轨,改5天宣布一次为每天宣布一次疫情,到5月11日王歧山代表北京市宣布疫情蔓延势头已得到初步控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的治国理念、工作作风和国内外的形象发生了一系列罕见的变化。
  第一,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关怀。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党和政府不仅在行动上采取一系列重大的非常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地紧急控制疫情,抢救病员,国内外疏导。而且党和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在抗炎前线奔走呼号,表现出关怀人民生命的真情。4月21日胡锦涛在视察军事医学院时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牵动着我们的心。”4月26日他在与美国总统布什通话中又说:“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4月29日温家宝在曼谷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特别会议上也说:“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时刻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些提法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口,无论出自怎样的背景,都是异乎寻常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君贵民轻,轻到如同草芥(故有“草民”一说)。朝廷的重大决策,基本不考虑死多少人,甚至于横尸遍野、血流飘杵也在所不计。因为要算政治帐。而在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帐中,“草芥”是不计入成本的。这一点,早已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定律。中国几千年封建帝王的政治思想对共产党领袖也难免有所影响。据海外报道,70年代毛泽东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到核战争时说了一段至今仍是惊世骇俗的话,大意是:中国有十亿人口,不怕核战争。死他几亿,还有好几亿。据说一席话惊得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知道,一个现代政府的主要标志就是维护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最高生命价值。与历史相比,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和新一届政府的上述言行表现出其治国理念有与现代政府接近的倾向,值得注意。
  第二,真正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次抗击非典斗争中,人民看到,党和政府真正是在行动上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例如由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后又紧急拨款几十亿用于农村抗击非典,对农民病人无条件免费救治,等等。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抗击了非典,也大大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话已经说到家了,不可谓不深刻。但要恢复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除了真正坚决惩治腐败以外,还需要在制定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时,坚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非典过后,公众利益又离开了首位。当前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社会矛盾正在激化,更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第三,工作作风变化。这一点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领导人身上表现突出,给国内外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方面可圈点之处不少,最突出的至少有三点。一是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于各疫区抗炎前线。大有国难当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凛然气概。胡锦涛履新之时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温家宝在3月18日就任总理时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引用林则徐的一句诗以明心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话音刚落,新一届党政领导就身体力行,亲抒国难,真正是言行一致。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无私无畏的表率,化作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无声的命令。这在党和政府动员组织广大医护人员、科研人员、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迅速行动起来,奋起迎战非典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医护人员和人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既是自觉的表现,其中也有上行下效的影响。上下同心,其力断金。这种崇高的精神所唤起和凝聚起来的团结,对于抗击非典初战告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是在非典发生和蔓延引起国外强烈反响后,能够转变作风,与国际社会诚恳对话,该认错的认错,该道歉的道歉,该解释的解释。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该配合的配合。尽管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外界压力,但不能不看到党和政府中确有一种积极力量因势利导,促成了这种转变。这就叫作形势比人强。众所周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许多干部那里已经丢得差不多了。群众戏言:现在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已变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过去一些作法往往不免生硬,欠灵活。所以,这次的变化多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是亲民。这也是本届党政最高领导人的一个特色。政治亲和力和塑造公众形象,是现代政治家的必修功夫,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身上有所表现。这在党风政风日下的今天,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信息公开。国务院决定,4月21日起改每5天为每天公布一次疫情,一步到位,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轨。同时严令所有地方、任何单位都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和上报疫情,对任何缓报、漏报和瞒报疫情的作法,都将追究其责任。这里至少有三点有重要意义。一是国内信息每天一次如实地向全世界公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二是所有地方、任何单位都不得缓报、漏报、瞒报,而且这次是动真格的。这也是官场久违了的事情。三是中国的内务和政府机构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节奏第一次同国际接轨。这些作法都将对中国未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各级党政部门的体制以及运行方式改革,对政府机构和全社会的开放建设以及向国际惯例接轨,对传统观念、官场风气、社会心理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对官场的震动。在中国,官至正部级以后,因工作失职丢乌纱帽的风险极小。这早已是国人见怪不怪的事情。这次因非典蔓延,一下子免去两名正部级高官的职务,不仅官场为之一震,国内外舆论也为之关注。不仅如此,近两个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因抗击非典不力受到惩处的大小官员已超过120多人,涉及全国一半以上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在突发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这一来官场震动大了。首先一个共识就是:官不好当了。有人估计,这次事件必然推动干部体制、行政体制改革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如此,国内外都在拭目以待。
  第五,国际合作和国际形象。在这次非典事件初期,由于信息失真,应对不力,致使疫情失控,中国在国际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究其原因,与有关方面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合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有关;与不能正确面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有关;与我们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勾通能力不足有关;也与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某些与全球化不相适应的心理因素有关。4月20日以后,党和政府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合作和国际谅解,挽回国际影响。4月29日,既是国内抗击非典的紧要关头,也是国际间对我国物议沸腾之时。温家宝总理急赴曼谷,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特别会议。他在会议上诚恳地说:“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我将向东盟领导人通报中国的疫情和防治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介绍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我期待着通过这次会议,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增进我们之间的合作。”“中国与东盟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共同抗击非典型肺炎,会更加增强我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中国领导人坦诚、谦虚、实事求是、自我批评、勇于负责和寻求合作的友好态度,特别是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也推进了与东盟国家应对突发危机和问题的合作机制建设。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医学界和有关方面友好人士的联系、沟通和往来。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的国际形象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合作也一定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对新一届党政领导新风的概括,只是择要而言,不免挂一漏万。这里还要再强调指出一点,就是本届党政领导其所以能够在上任伊始,就令人刮目相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面对当代中国的内外形势,有着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执政党的腐败是一种国际现象,不独中国如此。中国新一届党和政府的上述变化,既使人振奋,也发人思考,更令人感到中共虽然腐败,但尚未透顶,高层中不乏立党为公和以国事为重的人,堪称国家栋梁。如此,国事尚有可为。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上述变化究竟只是中国政坛的春风一度,还是将带来进一步的大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目前不可能有定论。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历史的发展尤为曲折。但我们坚信历史发展的规律,黄河九曲十八弯,终究入东海。中国经济转轨早已开始,它必然推动事实上也正在推动社会转轨。人们有理由相信,目前正在开展的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正在启动中国向开放社会的转轨。诚然,则2003年4月20日将具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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