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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危机中的改革压力

作者:迟福林  时间:2003-08-05   浏览次数:0

作者: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两点初步的思考
  1、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性的突发事件,牵动全局,影响全局。搞不好,还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社会危机。这主要是由三种情况所决定的,第一,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可能引发经济风险和社会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第二,经济体制转轨中,传统的治理机制处在一个全面的改革之中,新的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这就使政府和社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中,应对能力不强,应对机制不健全,因而,容易在灾害发生之初,处在一个被动状态之中。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上客观地指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特别是中国人口多、流动大,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但目前非典型肺炎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第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加强同国际经济社会联系的同时,面临着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某些社会性的突发事件,都带有国际化的特点。国内的某些突发性事件,迅速输出到国外;国际社会的某些突发性事件,迅速传播并波及和影响国内社会。这是全球化开放条件下,突发性事件发生和蔓延的重要特点。由此看来,对我国这场“非典”危机,仅仅估计它对经济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它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等都会产生某些不可估量的影响。
  2、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在应对和处理社会突发事件中,具有“两难”的特征。例如,政府职能处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之中,一方面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职能比较强,另一方面,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职能相当薄弱。经济转轨中,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就要强化其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这次在抗击“非典”之初,之所以出现应对机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工作不力,从客观方面说,反映了中国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处在“两难”境地的一种状态。这说明,抗击“非典”危机中,反映和暴露了我们某些体制方面的缺陷。要说压力,这是最重要的压力。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压力的推动下,加快改革。
  “非典”危机中的改革压力
  一、政府改革的压力
  我曾建议,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政府职能转换应当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主要的道理是,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各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前提。为此,政府应当在就业、社会保障、市场秩序等方面,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应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从这次“非典”的危机中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优先解决各类重大社会问题方面,是一个相当迫切、相当重要的一件大事。同时,抗击“非典”危机的实现,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建设上面临着许多应当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政府危机管理的机制建设,第二,政府公信力的机制建设,第三,政府财政资源和社会的动员机制建设,第四,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总结抗击“非典”危机的经验,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机制建设,就会推动和加快政府的改革,并由此明显地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二、传媒改革的压力
  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些信息不仅关系到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还直接同外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联系。信息的公开,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灾难性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应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和客观的披露,比什么都重要。相反,任何瞒着不报,或者漏报和少报,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害。在开放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适应这样一种客观趋势和实际需求,应当从这次“非典”危机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传媒体制改革。客观地讲,我国目前在传媒管理体制方面,同开放社会的建设要求有严重的不相适应性。我们不能够把重大社会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披露,纳入到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管理范围中,更何况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也需要改革。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在做直播。那么面对“非典”这场危机,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开设专门频道一天24小时全面、现场、细致、实时直播宣传疫病防治知识,通报全国各地的“非典”疫情,让全体中国人能够迅速掌握、了解“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做好疫病预防和治疗工作,以防出现因为信息闭塞导致的疾病进一步失控和无谓的恐慌。为此建议:在防治“非典”期间,应解除该领域范围内的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媒体在此期间及在此领域的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在法律范围内全面开放,并且监督救助募捐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渎职推诿及贪污挪用救灾款现象。
  三、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
  这次“非典”的爆发,暴露出我们现行的医疗体制同抗击“非典”疫情的严重不适应性,也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些严重缺陷。这次“非典”疫情,主要发生在城市,如果发生在农村,由于农村医疗的现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现在,严格防止疫情向农村扩散是极其重要的。在“非典”危机的压力之下,应当严肃思考现行医疗体制的改革。例如:第一,加强农村医疗的公共建设,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村医疗体制;第二,加快建立公共卫生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第三,建立社会性严重传染疾病的公共保障机制,中央政府应公开承诺对一切在中国境内的“非典”感染者和被怀疑感染者给予免费治疗,所有费用由中央财政承担。由此进一步建议,我们应当尽快解决包括医疗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中的各类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应对各类社会突发事件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四、社会改革的压力
  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有许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应当相信社会的力量,扩宽社会参与渠道。抗击“非典”,战胜“非典”,并不是可以靠政府的号召和作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一个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建议:第一,尽快建立城市社区自治制度,充分发挥社区在分担防疫工作的社会职能;第二,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使他们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当前的抗击“非典”中,应当鼓励和支持各类专业组织和民间社团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动员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并由此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第三,支持国内相应的民间组织与国际性专业组织开展抗击“非典”的合作。目前国内还较少有相应的民间组织与国际性专业组织和国际志愿者组织接轨,而吸收各类捐助的民间基金会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
  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
  这次“非典”发生期间,有关部门和地方官员行为及态度,反映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为此建议:第一,由于某些干部过于看重GDP等政绩考核标准,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决”。这种干部考核和任命只对上负责,不能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僵化体制,必须尽快改革;第二,新闻舆论和各民主党派适时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政府因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失误,应向受害者和公众及时认错,及时道歉;第三,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惩处对“非典”扩散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政府官员、临阵逃脱者以及其他责任人员,以消除民众中的不满情绪;第四,特殊时期,政府的一举一动如明镜般高高挂在天上,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对于政府来说,“非典”是一次切切实实为民众服务、改变自身形象和重建社会公信力的机会。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只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五一”之际,以此向工作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致敬!
2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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